澹然离言说,悟悦心自足。
出自:[唐代]柳宗元所作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
拼音:dàn rán lí yán shuō ,wù yuè xīn zì zú 。
诗句:澹然离言说,悟悦心自足。
繁体:澹然離言說,悟悅心自足。
翻译:清静使我恬淡难以言说,悟出佛理内心畅快满足。
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又作批注
1遗:一作遣
2说:一作语
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引用标注
1贝叶书[bèi yè shū]: 指佛经。
【引】 唐 柳宗元 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诗:“閒持贝叶书,步出东斋读。” 元 胡助 《爱松轩》诗:“袈裟坐其下,自读贝叶书。” 清 全祖望 《大佛牙曲》:“缅维万几暇,有时不废贝叶书。”
2膏沐[gào mù]: (1).洗沐;
【引】润泽。 唐 柳宗元 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诗:“日出雾露馀,青松如膏沐。”集注引 孙汝听 曰:“如膏沐者,言雾露之馀,松柏皆如洗沐也。” 宋 范成大 《衡永之间山路艰涩》诗:“晚来出前冈,路坦亭堠促;将士走相贺,喜色如膏沐。” 清 杜岕 《九日荔轩招泛虎丘观穫》诗:“是日值微雨,千林尽膏沐。”
3言说[yán shuō]: (3).言辞;
【引】言论。 唐 柳宗元 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诗:“澹然离言说,悟悦心自足。” 金 王哲 《惜芳时》词:“闲中认得玄机设,无言说、自然欢悦。” 清 王夫之 《为家兄作传略已示从子敞》诗:“正可忘言说,将心告烈皇。” 鲁迅 《朝花夕拾·〈狗·猫·鼠〉》:“这‘逻辑’的奥义,即在用我的话,来证明我倒是狗,于是而凡有言说,全都根本推翻,即使我说二二得四,三三见九,也没有一字不错。”
4悟悦[wù yuè]: 因了悟而喜悦。
【引】 唐 柳宗元 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诗:“澹然离言说,悟悦心自足。”
诗词飞花令
诗词飞花令:包含【澹】字的诗句
长簟迎风早,空城澹月华。 --- [唐代]韩翃《酬程近秋夜即事见赠》
月华收云澹霜天曙。西征客此时情苦。 --- [宋代]柳永《采莲令•月华收》
旷然出尘境,忧虑澹已忘。 --- [唐代]王武陵《宿慧山寺》
乱云遮树。暗澹江村路。 --- [宋代]张元干《点绛唇▪春晓轻雷》
东风澹荡慵无力,黛眉愁聚春碧。 --- [宋代]张泌《思越人•燕双飞》
诗词飞花令:包含【足】字的诗句
一双金齿屐,两足白如霜。 --- [唐代]李白《浣纱石上女》
濯足云水客,折腰簪笏身。 --- [唐代]白居易《招王质夫••自此后诗,为周至尉时作•》
莫笑农家腊酒浑,丰年留客足鸡豚。 --- [宋代]陆游《游山西村》
升堂坐阶新雨足,芭蕉叶大支子肥。 --- [唐代]韩愈《山石》
火维地荒足妖怪,天假神柄专其雄。 --- [唐代]韩愈《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》
美人娟娟隔秋水,濯足洞庭望八荒。 --- [唐代]杜甫《寄韩谏议》
黄尘足今古,白骨乱蓬蒿。 --- [唐代]王昌龄《塞下曲四首▪饮马渡秋水》
陌上谁家年少,足风流。 --- [唐代]韦庄《思帝乡•春日游》
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标注
不同版本标注
1遗:一作遣
2说:一作语
词典引注
1贝叶书[bèi yè shū]: 指佛经。
【引】 唐 柳宗元 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诗:“閒持贝叶书,步出东斋读。” 元 胡助 《爱松轩》诗:“袈裟坐其下,自读贝叶书。” 清 全祖望 《大佛牙曲》:“缅维万几暇,有时不废贝叶书。”
2膏沐[gào mù]: (1).洗沐;
【引】润泽。 唐 柳宗元 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诗:“日出雾露馀,青松如膏沐。”集注引 孙汝听 曰:“如膏沐者,言雾露之馀,松柏皆如洗沐也。” 宋 范成大 《衡永之间山路艰涩》诗:“晚来出前冈,路坦亭堠促;将士走相贺,喜色如膏沐。” 清 杜岕 《九日荔轩招泛虎丘观穫》诗:“是日值微雨,千林尽膏沐。”
3言说[yán shuō]: (3).言辞;
【引】言论。 唐 柳宗元 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诗:“澹然离言说,悟悦心自足。” 金 王哲 《惜芳时》词:“闲中认得玄机设,无言说、自然欢悦。” 清 王夫之 《为家兄作传略已示从子敞》诗:“正可忘言说,将心告烈皇。” 鲁迅 《朝花夕拾·〈狗·猫·鼠〉》:“这‘逻辑’的奥义,即在用我的话,来证明我倒是狗,于是而凡有言说,全都根本推翻,即使我说二二得四,三三见九,也没有一字不错。”
4悟悦[wù yuè]: 因了悟而喜悦。
【引】 唐 柳宗元 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诗:“澹然离言说,悟悦心自足。”
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背景
创作背景
此首诗为诗人被贬永州时所作,约写于公元806年(元和元年)。当时,柳宗元住永州龙兴寺。龙兴寺在城南,住持僧为重巽,坐禅于龙兴寺净土院,与往在龙兴寺西厢的柳宗元相邻。诗中所说“超师院”的“院”是指净土院;“超师”自然是指重巽。由于重巽是楚之南的“善言佛者”,故称其为“超师”。柳宗元于永州好佛求其道,主要是拜重巽为师,或请其讲“佛道”,或到净土院读佛经。
柳宗元生活在一个腐朽衰败的时代,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,客观上受到无数打击,主观上又受到儒、释、道“三教调和”思想的限制,结果才不得施展政治抱负,贬斥终身,壮志未酬,走完了悲剧的一生。他像当时大多数有志于积极用世的封建知识分子一样,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上坚信儒家学说,以实现尧、舜、孔子“圣人之道”为奋斗的最终目的;同时又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崇信佛教,主张“统合儒释”(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》)。不过,他的崇信佛教,与王维愚妄地佞佛逃世不同,与白居易以信佛寓“独善之志”也不同。他是把佛教与诸子学说并列看待,想从中找出积极有益的内容作为济世的手段,以实现“辅时及物”的理想。不幸的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如愿,由于自身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和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倾向,最终落入了佛教唯心主义的泥沼。特别是在他遭贬永州之后,由于政治上的失意,前途无望,更促使他到佛教中去寻求宁静与解脱,其时佛教对他的消极影响就更明显了。